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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父”的昏招——驳彭明敏对《中日和约(台北)》第10条的解释
2019-08-12 05:21    来源: 未知      点击:

  本文为笔者原创。本文的观点,凡引用他人成果之处,均有注释;无注释者,即为笔者的个人观点或对基本常识的个人表述。对于个人观点和一切文字表述(直接引文除外),笔者保留一切权利,如需使用,均请给出出处,即本文的题目、作者和链接。

  看到本文题目,中国大陆的读者可能会产生疑问——《中日和约(台北)》是在美国的操纵下,由中国台湾当局和日本国政府于1952年4月28日在中国台北签订的,因而是非法、无效的。这不就行了吗?管他彭明敏怎么解释?你反驳彭明敏,不等于承认这个条约是合法、有效的吗?所以,有必要先介绍一下笔者的基本思路。

  对于《中日和约(台北)》和它之前的《旧金山和约》,中国官方的立场是:这两个条约“非法”、“无效”,一些学者也只是证明其为何“非法”、“无效”,而没有进行有针对性的反驳;但是在国际上,它们却是确定台湾法律地位的重要国际条约。《旧金山和约》有近50个国家签署,是二战后日本与他国签订的一系列双边条约、协议、协定的法律基础,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而《中日和约(台北)》签订之时,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在联合国仍然享有中国的“代表权”。

  长期以来,美、日和人士不断援引这两个条约的有关内容,以之作为的理论基础“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法律依据[二.5],其中多有曲解,但是在国际上却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种现实,我们无法回避。

  官方的说法,是其身份使然,只能如此。但是笔者认为,反对的非官方研究者可以尝试转换一下思路,采取灵活的策略,在这两个条约的问题上积极应战,从第三方也即国际社会的角度,分析研究这两个条约,指出理论的谬误,对条文进行积极的解释,以正视听,变“法宝”为反“法宝”。这对于反对的大目标,应该是有利而无害的。如果我们不进行有针对性的反驳,在第三方眼里,似乎是我们理屈词穷,等于是将这个战场拱手相让。更何况,通过研究不难发现,这两个条约在客观上都对中国政府的主张非常有利,它们非但不能支持“台湾地位未定论”,反而可以证明台湾主权属于中国。

  总之,对人士的错误和这两个条约的价值,如果不加以利用,是非常可惜的。以《中日和约(台北)》为例,第2条可以解释为,日本承认已经将台湾主权归还中国;第4条可以解释为,日本以《马关条约》缔约国的身份,承认中国政府1941年废止《马关条约》的《宣战布告》有效,而《马关条约》则因战争结果而归于无效,其法律后果就是,台湾恢复中国领土的地位[三.4];第10条写明了,日本承认具有“中国国籍”的台湾人属于“中华民国国民”,这可以解释为,日本承认1946年中国政府颁布法令恢复台湾人中国国籍的合法性,而国籍管理属于国家主权范围,这等于承认台湾主权属于中国(此后日本法院的的几次判决都能够支持这种解释)。

  这是基于条约本身进行的解释,日本如在其他场合有不同的解释,属于不认账的性质,无法推翻条约的白纸黑字和已经产生的法律后果。

  主权的所有者只能是国家,政府只是代表国家持有主权,只拥有主权的代理权。政府出面处理有关主权的事宜,其法律后果的最终承受者是国家,而不是该政府。该政府丧失代表国家的资格后,这个权利将由其继承者继承。日本选择了“中华民国政府”来签订双边和约,从日本的角度讲,是因为它把“中华民国政府”当做中国的代表。所以,在法律上只能认为,日本通过条约文本所表达的意愿和承诺,最终都是针对中国这个国家的,而不是“中华民国政府”。

  根据此条约,从国际社会的角度看,当时是由“中华民国政府”出面,代表中国跟日本确认台湾主权已经回归中国[三.3]。不论台湾主权的归回最终完成于何时,主权一经收回,即归中国这个国家所有,而非该政府的私产。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目前公认的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是历史上的中华民国政府的继承者,所以不论1949年至1971年的“中国代表权”问题是怎样的情形,现在的情况只能是:中国这个国家拥有台湾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持有台湾主权,拥有台湾主权的代理权,而中国台湾当局则拥有对台湾的治权。

  其实,中国大陆已经有一些学者采用过这种思路或类似的思路,如华东政法大学管建强教授[三.4]。限于篇幅,以上说得比较简单,详情请看拙文《变“法宝”为反“法宝”——简论〈中日和约(台北)〉的价值》或《依国际法全面驳斥“台湾地位未定论”——析〈旧金山和约〉和〈中日和约(台北)〉》。接下来,笔者将以《中日和约(台北)》第10条为例,对“教父”彭明敏的谬论进行反驳,将上文介绍的思路付诸实践,看看效果如何。

  总之,就是对人士采用“让步”的辩论策略——即使《中日和约(台北)》是“合法、有效”的,也不能支持你们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你们还有何话说?

  “就本约而言,中华民国国民应认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而具有中国国籍之一切台湾及澎湖居民及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中华民国法人应认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所登记之一切法人。

  这里的中文本是中国台湾当局的官方中文本。这一条如果从中文本看,日本承认了“中华民国国民”包括“台湾人”,对中国是很有利的。但是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再看英文本:“(中华民国国民)应认为(包括)……”对应的英文是“...shall be deemed ...”。这在法律上属于“拟制”用语,相当于中文的“应被视为”,日文本也是“视为”,也即有意地将明知为不同者,等同视之。由于《中日和约(台北)》第14条规定:“遇有解释不同,应以英文本为准”,所以,如果仅从字面看,中文本用“认为”是有偏差的,而日文本的“视为”更加准确。

  这是理论家的主要“法宝”之一,远如彭明敏,近如黄圣峰,无不死死抱住不放。彭敏明号称“教父”,他在《台湾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一书中,专门对第10条的这个“拟制”问题进行了论述[三.7,P173-175]。彭明敏首先指出,第10条中文本的“(中华民国国民应)认为”对应的日文本是“视为”,然后他说:

  “上列条文简略地说,就是‘中华民国国民,应视为包括台湾人’。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包括台湾人’,而是‘应视为包括’,这至多是拟似的表现而已(子乔按:拟似即拟制)。 所谓‘视为包括’这一段,在中文正本中写成‘应认为包括’,……到底哪一个是正确呢?根据该条约规定,在解释上有异议时,‘应以英文正本为准’(第十四条)。而英文正本的写法为national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hall be deemed to include all the inhabitants and former inhabitants of Taiwan,问题的shall be deemed to include,与其说是接近中文正本,不如说是接近日文正本。如此台湾人并未确认为‘中华民国国民’,而只是被视为中华民国国民而已。”

  彭明敏是国际知名的国际法学者,这一段话看似无懈可击,历来被后辈所吹捧,但是笔者认为:拟制用语在具体的语境中,不一定真的具有拟制意义,往往只是一种通常的习惯用语而已,这是人们容易忽视的。我们应该对条文进行全面的语义分析,而不应该只看这一个词。

  “A应被视为包括B(或B应被视为A)”,从理论上说,是将本来不属于A的B看作A,使B具有与A同样的法律效果。然而,如果经过分析,B本来就属于A,则“应被视为”这种“拟制”用语也就失去了实际的拟制的意义。

  比如,“在校学生从事义务工作应被视为尚未就业(或不应被视为已经就业)”,这里面的“视为”实际上就是没有拟制意义的,而只是一种通常的习惯用语,因为B(在校生从事义工)本来就属于A(尚未就业)。至于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则是另一个问题,这就需要去问文本的作者了,而我们只能根据实际文本,对A和B的法律意义和包含关系进行分析,有“拟制”意义就是“拟制”,没有就不是。不能本末倒置地认为,只要有“视为”就一定是“拟制”,难道“在校生从事义工”不属于“尚未就业”吗?

  弄清了这一点,我们再来看《中日和约(台北)》第10条的前半段,“A”就是“中华民国国民”,“B”就是“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而具有中国国籍之一切台湾及澎湖居民及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其中“B”文字较长,我们可以提取要素,将其简化为“依中华民国之法而具有中国国籍的台湾人”。

  条文中的“中国国籍(the Chinese nationality)”,并没有被加以特殊处理或其他限制,应属条约解释原则里的“通常意义”,加之有“所已施行……之法律规章”(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which have been ... enforced)的说法,也即包含过去的法令,则可以证明此条实际上是承认了台湾人具有“中国国籍”,承认了1946年中国政府颁布法令恢复台湾人“中国国籍”的合法性。

  至于“将来(hereafter)”即1952年以后的“中华民国”,笔者前文已经讲了,这是“中国代表权”的问题。首先,代表权属于谁,并不影响台湾主权的归属;其次,从日本的角度讲,它当时是把“中华民国政府”当做中国的代表,所以它对“中华民国政府”所表达的意图和承诺,在法律上,只能认为都是针对中国这个国家的。在条约中,有些“China”就是“the Republic of China”的简称。

  这种解释,完全符合“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的原则(见《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日本法院在1959年和1960年的两次判决,也都采信了这种解释(详见后文)。

  那么问题来了:A“依中华民国之法而具有中国国籍(the Chinese nationality)的台湾人”本来就属于B“中华民国国民(national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难道不是吗?请注意“nationality(国籍)”和“national(国民)”这两个词的构词和意义上的关系。“中华民国国民应被视为包括依中华民国之法而具有中国国籍的台湾人”,其中的“应被视为(shall be deemed)”,虽然在理论上是“拟制”用语,但是在条文的具体语境里,并没有拟制意义,难道不是吗?如此说来,“视为”和官方中文本的“认为”也就没有实质区别了。

  彭明敏在分析第10条的文本时,先强调了“应视为(shall be deemed)”的“拟似(拟制)”性质,然后又将这一条简化为“中华民国国民,应视为包括台湾人”,而故意将“台湾人”前面的“依中华民国之法而具有中国国籍的”这一关键性定语省略,以造成“台湾人并未确认为‘中华民国国民’,而只是被视为中华民国国民而已”的假象。彭明敏的信徒黄圣峰也说:“任何具有基本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使用‘视为’的时机是‘实际上不是’,但希望‘被当成是’的时候”[三.6]。这都是自欺欺人的把戏。

  总之,根据A和B的法律意义,就是“A真的包括B”、“B真的属于A”。一个形式上的“拟制”用语无法改变A和B的实际关系,更无法改变A和B自身的法律意义。它只是一个通常的习惯用语,要么就是用词不当。后文会引用彭教父自己的一段话,“视为”和“认为”同时出现,是一个意思,“视为”也没有拟制意义,足证笔者以上观点的正确。

  彭敏明还引用了参与缔结条约的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倭岛英二在国会审议该条约时,对参议院外务委员会所讲的话:

  “第十条,这主要是为了台湾以及澎湖岛的住民或曾是那里的住民,要来日本或前往其他国家时的方便而设置的。所谓方便是,譬如,现在法律上的方针,是因台湾,以及澎湖岛之最终的领土归属还不清楚,而一旦旧金山条约生效,台湾,以及澎湖岛就会脱离我国,一脱离我国,则向来被称为台湾籍人民的人们,就会失去日本的国籍,而后处于国籍不明的状态之下是很不方便的,旅行时就会产生到底持哪种护照来我国,才会被承认的问题。在此第十条中将台湾,以及澎湖岛的住民,或是以前曾是当地的住民或其子孙,都视为其具有中华民国的国籍。视为其被包括在中华民国的国民之内,即是所谓视为的规定。”

  “现在拜托各位审议的与中华民国的和约,并非以决定何处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谁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为目的而做谈判的,在这里面并没有写着关于其领土问题,以及领土的归属,或是何者为中华民国的国民等这样的协调。”

  由此,彭明敏认为:“上述的答辩……是在对外公开的日本国会中的发言。……是在条约审议中的发言。这是在如有错误的解释或说明则可以拒绝批准,而使条约无法成立的状况下所做的答辩。因此,应该可将它视为华日两国政府谈判中互相同意见解。……中华民国国会的立法院,虽然其审议内容没有公开,故无法窥知,但至少日本政府这种见解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审议华日和约的阶段中,日本政府在国会声明台湾之归属为未定,而中华民国知悉此事而仍然继日本之后批准该条约,则应可认为对此并无异议。即使从条约解释的原则来说,也不得不说台湾之归属为未定。”

  请读者特别注意,彭明敏前面说“应该可将它‘视为’……互相同意见解”,后面说“应可‘认为’对此并无异议”(单引号为笔者所加),两者所说的事情和要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同。作为拟制用语的“视为”,在这里也是没有拟制意义的,而只是一种通常的习惯用语,和“认为”也没有实质区别。这个昏招出得太大了!“教父”现身说法,可证笔者以上观点完全正确!彭教父的意思显然不是,“中华民国政府”实际上并不同意日本的见解,那就和笔者下面要论证的观点一样了。

  然而彭敏明毕竟是国际法专家,他的解释也是按照先“文本解释”后“意图解释”的顺序,完全符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和精神——倭岛英二的讲话属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2条的“解释之补充资料”,属于“意图解释”的范畴。但是,彭敏明的“文本解释”,如前所述,是片面的、阉割的;他的“意图解释”,也很不恰当。

  用于解释条约的“意图”,必须是全部当事方的“合意”,这一点彭明敏也是知道的。但是,彭明敏无法证明“中华民国政府”具有与日本相同的实际意图(也即将台湾地位置于未定)。如果双方都有此意的话,直接在条约文本中写明“本条约不决定台湾主权的归属”,岂不是皆大欢喜?从“中华民国政府”明知日本的实际意图而仍与之签约这一点,并不能推导出两者具有相同的实际意图。除少数场合因顾忌美国而含糊其辞之外,“中华民国政府(蓝色当局)”一直宣称“台湾属于中(华民)国”。很简单,因为台湾的法律地位决定了“中华民国政府”的法律地位,这对它来说是要命的问题,怎么能和日本的实际意图相同呢?这一点彭明敏应该很清楚才是。

  人士喜欢引用当年一些官方人士的讲话,以证明他们承认“台湾不属于中国”[三.10;11]。如1949年1月12日蒋介石对陈诚说:台湾“不过为我国一托管地之性质,何能明言作剿共最后之堡垒与民族复兴之根据地?”1952年“外交部长”叶公超向“立法院”解释《中日和约(台北)》时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日本无权将台湾与澎湖移转给我们;日本即使想移转,我们也不能接受。”

  显然,人士断章取义,忽视了谈话的场合、背景和此前的历史脉络。一来这些官方人士的讲话都是对内的,是给自己人解释问题时说的;二来他们其实都是在转述美国的立场,并向自己人强调,在某些场合,现在还不能违背美国的意思。蒋介石说那些话的时候,军队在大陆节节败退,美国担心自己的“战利品”台湾也会被占领,进而被苏联控制,于是开始强调对日和约签订之前,台湾主权归属未定。所以蒋介石才告诫陈诚,说话要注意,否则美国不爱听,会坏了大事。

  “台湾与澎湖先前是中国的领土。当日本放弃对于台湾与澎湖的主张后,只有中国具有接管的权利。事实上,我们现在正在控制它,无可置疑的,它成为我们领土的一部分。但是,微妙的国际情势让它不属于我们。在目前的情况下,日本无权将台湾与澎湖移转给我们;日本即使想移转,我们也不能接受。在《中日和约》我们已经制订条文表明包括台湾与澎湖合法的居民为中国国籍,此条文可能对未来任何台湾与澎湖归还我们时的障碍稍做弥补。……基于这些领土原来就是我们的,以及现在被我们所控制,更加上日本已经在《中日和约》中放弃,因此,它们事实上还给我们。”[三.12]

  这段文字并不是叶公超的原话,不见于中国台湾当局的官方资料,而是来自美国大使馆给国务院的资料,有可能是先从中文译为英文,再由英文译为中文的结果。其措辞肯定与叶公超的原话有出入,从字面也能够看出,不象是中国人的原话,更别说是学者官员叶公超了。这一点还望读者注意,不要抠字眼儿,但是文字的大致意思,我们能够明白。

  通读这些文字,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充满了矛盾、无奈、妥协和抗争,折射出当时美、日、“中华民国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结合当时的情形,所谓“我们也不能接受(台湾)”,意思显然是:目前只能同意美国提出的,在条约中不写明台湾归属的方案。但是,“不写明”绝不等于“不属于”,并不是说“台湾不属于中国”,“中国不想收回台湾”。在其他更多的场合,“中华民国政府(蓝色当局)”一直是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的。

  有关《旧金山和约》和《中日和约(台北)》签订的复杂背景和曲折过程,特别是美、日、“中华民国政府”之间的博弈,这里无法展开,总之,“中华民国政府”在美、日的压力下,有妥协,也有抗争。这导致条约文本有些地方含糊其辞或对中国不利,如第2条不写明台湾的归属、第3条“国民”和“居民”的不同用语、第10条的“视为”,这些都是美、日埋下的“雷”,但有些地方却很明确,如第10条的“中国国籍”。显然,“中华民国政府”虽然迫于美国的压力,接受了不写明台湾归属的方案,但是它也通过争取,留了“后手”,而且不只这一处。

  在第10条的文本上,“中华民国政府”显然占了上风,彭明敏引用的倭岛英二的解释,显然与文本不符,文本并不是将台湾人“视为其具有中华民国的国籍,视为其被包括在中华民国的国民之内”,而是“中华民国国民应被视为包括依中华民国之法而具有中国国籍的台湾人”。

  “依中华民国之法而具有中国国籍的”(who ar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which have been or may hereafter be enforced by the Republic of China),这是一个客观的陈述,并不是“应被视为(shall be deemed)”的作用对象,不存在任何“拟制”。“应被视为(shall be deemed)”的作用对象是“包括(include)”这个动词,即使有“拟制”意义,也只是说,不是“A真的包括B”,而是“A应被视为包括B”,也即此“拟制”只是针对A和B的包含关系而言,并不是针对A和B本身。而且前文已经讲了,根据A和B的法律意义,就是“A真的包括B”、“B真的属于A”。一个形式上的“拟制”用语无法改变A和B的实际关系,更无法改变A和B自身的法律意义。它只是一个通常的习惯用语,要么就是用词不当。

  看到这里,读者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既然“中华民国政府”的实际意图与日本不同,一个主张“台湾属于中国”,一个在美国的授意下想夹带“台湾地位未定论”,可是为何双方还会签约呢?签约难道不意味着双方已经形成了“合意”吗?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很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的看法是,曾道人中特网对法律、政策框架内确实解决不了的问!条约当事方的“合意”有时仅限于文字表述,而实际上是貌合神离,对文字有不同的具体解释,至于条约背后的真实意图,那就更不一定相同了。如果觉得签署这个条约很重要,而分歧只涉及条约中的某一部分,就可以把文字背后的分歧先行搁置。双方通过斗争和妥协,形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也即各自都认为自己有利可图、有解释空间的文本,然后签字确认。将来不出问题最好,出了问题各自解释,不行的话先谈判,再不行就打架呗。

  著名的《雅尔塔协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协定规定“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并没有“主权”、“领土”等字眼儿。而苏联显然是想拥有其“主权”,使之成为自己的“领土”的,但是协定并没有这么写,苏联为何还会签署呢?难道它相信美国一定会帮助它获得主权?显然不是!

  美国显然不愿意写明把“主权”也交给苏联。美、苏两国其实是各怀鬼胎:从美国的角度看,这种写法,虽然未必让苏联100%满意,但仍会让它觉得有必要为之付出代价(对日作战),而且到时候也可以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从苏联的角度看,规定了把这些地方给我就行,这是我获得领土的法律依据,不写“主权”也不怕,到时候我实际占领了,全在我怎么解释,说有主权就有主权,你能奈我何?先签了再说!果然,后来起了纠纷,美国将协定解释为,苏联仅仅拥有“战时占领权”,并无“主权”;而苏联则实际占领,宣布归入版图,享有主权,我行我素。

  同理,对于《中日和约(台北)》,也应如此理解。主导者美国是铁了心要夹带“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日本得听美国的,“中华民国政府”地位很惨,不听美国的吧,怕失去其保护(台湾地位未定,美国才有借口保护我),听美国的吧,又怕沦为“”(台湾不属于中国,我在台湾算什么?)不过权衡下来,还是倾向于坚持“台湾属于中国”。因为这个问题很要命,自古“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复国大业不成,而借外国兵来消除内患,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还是有回旋余地的,但是也不能公开跟美国对着干。双方经过斗争和妥协,条约就成了现在的样子。

  2、第3条对日本称“日本国及国民”,对“中华民国”则称“在台湾及澎湖之中华民国当局及居民”;

  3、第10条使用了拟制用语“shall be deemed(应被视为)”。

  1、对于第2条,它解释为“‘不写明’不等于‘不属于’,你对我声明放弃,就等于是把台湾还给我,否则你跟我说得着吗?况且这还可以跟《开罗宣言》结合起来看,而你是认可《开罗宣言》的。”这也是中国台湾蓝色当局一贯的解释,就本文的思路和语境而言,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是正确的。

  2、在第4条中,它通过单独的“China(中国)”一词——而不是“the Republic of China(中华民国)”——将中国的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割让台湾主权的《马关条约》也包含在“归于无效”之列(have become null and void),则台湾理应恢复其中国领土之地位;

  3、第10条最有意思,它通过“national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中华民国国民)”和“the Chinese nationality(中国国籍)”等法律意义明确的用语,客观上将“shall be deemed(应被视为)”的“拟制”意义几乎完全抵消,并且在官方中文本上“做了手脚”,以“应认为”来对应“shall be deemed(应被视为)”,加强了肯定的语气。这等于使条文确认了台湾人具有中国国籍,属于中国国民,也等于确认了台湾主权属于中国。

  显然,决不能因为双方签订了条约,就把其中一方在其他场合发表的有关观点,想当然地当成是另一方也赞成的观点。如果大家都认可“台湾地位未定论”,那么在条约中写明“本条约不决定台湾主权的归属”,不就皆大欢喜了吗?然而为什么不这么写?这当然是因为各方实际上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合意”,“合意”仅限于文字表述。各方虽然无法让条约文本完全符合自己的实际意愿,但也都“预留”了对自己有利的解释空间,以备将来之需。

  但是,条约解释应以文本为先,第10条写明了“中华民国国民应被视为包括依中华民国之法而具有中国国籍的台湾人”,条约文本的意思,在法律上应该被视为双方签署条约时的“合意”(这个“视为”才具有拟制意义)。日本在其他场合再进行不同的解释,也是没有用的,这就属于不认账了。

  总之,《中日和约(台北)》第10条的重点是“依中华民国之法而具有中国国籍的台湾人”,而不是“视为”!第10条的前半段承认了1946年中国政府颁布法令恢复台湾人中国国籍的合法性,由于国籍管理属于国家主权的范围,所以此条也等于承认了1945年中国已经收回了台湾主权。而后半段涉及“中华民国法人”的,与前半段一样,也是以中国拥有台湾主权为前提的,否则无意义,也没法执行。

  “中华民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的解释,以及笔者的分析,在国际法上都属于“无权解释”——条约各当事方(官方)的一致解释才算“有权解释”——其中的分歧,要么争论,要么搁置,要么交由有权的国际机构进行裁决(这种裁决也是“有权解释”)。当然,最后一种仅仅是理论上的选项,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然而孰是孰非,读者也可以有自己的评判。不过,日本法院在1959年和1960年的两次判决,都否定了日本政府的解释,判定台湾主权属于“中华民国”(也即属于中国),这无疑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正如台湾学者丘宏达先生所说:“在任何情况下,至少在1952年中华民国与日本双边和约生效后,台湾在法律上成为中华民国的领土”[三.9]。“虽然中日和约中并未明文规定台湾归还中国,但日本至少有好几个判例说明台湾已经归并中国”[三.2],例如:

  1959年12月24日东京高等裁判厅对“赖进荣(Lai Chin jung)案”的判决:“在日本与中华民国的关系上,有关台湾及澎湖诸岛之归属已属确定。……至少可以认定昭和二十七年(一九五二)八月五日中日和平条约生效以后,依该条约之规定,台湾及澎湖诸岛归属中国,台湾人依中华民国之法令拥有中国国籍者,当然丧失日本国籍,应以中华民国之国民待之。”此案已收录于由联合国出版之国家继承资料中。[转引自三.2;8;9]

  1960年6月7日大阪地方裁判厅对“张富久惠(Chang Fukue)告张钦明(Chang Chin Min)离婚案”的判决:“……对于此种具有台湾身份籍者,至少可以认定为在台湾之中华民国主权获得确立之时,亦即在法律上发生领土变更之昭和二十七年(一九五二年)和平条约生效之时,即丧失日本国籍而取得中华民国国籍。”[转引自三.2;9]

  显然,这个判决否定了前引日本官员倭岛英二的解释,也等于是否定了后来彭明敏、黄圣峰等人的解释。从法律和制度的角度看,这尽管只是日本法院的判决,但也要比某些日本官员的讲话更有法律效力。当然,也存在美国法院做出的“台湾地位未定”的判例,但是日本是《中日和约(台北)》当事方,其法院对条约进行的解释,显然要比第三国美国的法院判决要有效得多。

  即便是美国,其国务院在1958年8月11日发表过一个《不承认备忘录全文》,其中说“中共虽已窃据中国的庞大领土,但并未完全征服其国家……获得普遍承认的中国合法政府,现仍屹立于台湾。”正如丘宏达先生所说,“如果台湾不属中国,那么中华民国政府‘屹立’于中国领土之外,怎么还能被认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呢?可见美国国务院也至少默认台湾属于中国。”[三.2]

  1、本文所引用的历史文献,一律保持原貌。有英文本的,一律提供英文本。中文本优先采用官方中文本,没有官方中文本的,由笔者自译(会注明是自译),官方中文本有问题的,会特别说明。

  2、本文论述中的“中国”两字,除另有说明外,均指国家,而不是具体的政府(引文视其自身语境而定),称政府时会再加上“政府”两字。本文的“中国政府”指1949年10月1日之前的中华民国政府或此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视语境而定)。对于1949年10月1日之后的中国台湾当局,如所引文献的原文称之为“中华民国(或中华民国政府)”,则保持原貌,不单独加引号;笔者自己论述时,一般称之为“中国台湾当局”,在个别语境中为行文方便,则暂且称之为“‘中华民国(或中华民国政府)’”(单独加引号)。

  3、本文论述中的“台湾”两字,除另有说明外,均是“台湾地区”的简称,其范围包括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以及澎湖列岛,而不包括金门、马祖等属于中国福建省的岛屿。本文论述中的“台湾主权”均是“对台湾的主权”的简称,台湾为从属地位,不是主体地位,不是“台湾拥有的主权”(引文均视其自身语境而定)。

  4、国际法是弱法,但是目前美中俄日英诸大国在处理有关纠纷时,至少口头上都是言必称“国际法”的,可见它也并非全然无用。实力是“里子”,国际法是“面子”。如果问美国总统“为什么夏威夷是美国领土?”他在正式场合也会说“1959年夏威夷经过合法公投正式成为美国的第50个州”,而绝不会只说“因为老子拳头大!”至于中国,我们的“里子”就更没有强大到让我们可以抛弃“面子”,何况这“面子”还对我们有利呢——中国对台湾的主权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因此,对于诸如“说那么多废话干嘛,就看谁拳头大”之类看似一针见血实则毫无营养的评论,笔者一概无视。

  5、本文属于民间研究,是理论探讨,也具有科普的性质,因此不能保证所有表述都跟中国官方的说法百分之百一致。如果是那样,您还不如去看政府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本文也就没有任何价值了。这一点还望读者理解。当然,笔者的根本立场和官方一致,本文的观点在根本上对证明中国拥有台湾主权是有利的,只是文中采用了一些“策略”而已。

  【子乔按:以下文献属于学术论文的,可以在CNKI搜到,其他的也都可以按标题和作者在网上搜到。本文不是正式论文,加之时间有限,所以不再给出版本信息和链接。】

  二、中国政府和中国台湾当局的文件、发言、谈线、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

  6、中国台湾当局“外交部”:《异哉所谓“台湾法律地位未定论”:请勿自我矮化国格》

  2、丘宏达: 《台湾澎湖法律地位问题的研究》,载于《关于中国领土的国际法问题论集》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目前公认的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是历史上的中华民国政府的继承者,所以不论1949年至1971年的“中国代表权”问题是怎样的情形,现在的情况只能是:中国这个国家拥有台湾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持有台湾主权,拥有台湾主权的代理权,而中国台湾当局则拥有对台湾的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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